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2023年秋季校内工作坊院长刘宁荣教授致辞

刘宁荣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HKU ICB）创始院长

从后冷战“全球化”到后新冠“半球化” 不容乐观的未来

核心观点：

1、今天回望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个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其实在2019年底就划上了休止符。

2、假如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全球正走向一个“共荣”和“共融”的时代，一个是繁荣的“荣”，另一个是融合的“融”。

3、假如说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延续了30年，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后新冠的“半球化”时代也要经历30年，而未来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

4、首先，面对困境，透明度特别重要。其次，我们该如何挽回信心？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持续性和稳定性，需要提高安全系数。第三，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内部的变革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5、在后新冠的“半球化”时代，中国的市场很重要，今天我想和大家讲外循环也很重要。

6、今天在美国谁都怕碰中国，谁碰中国谁倒霉，这不是玩笑话，这是今日的现实。

7、面对今天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防止美国人、西方人对中国关上大门。中国未来能否与世界强国竞争，关键在于创新力，而创新离不开与世界的链接。

8、今天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我之所以把它称为“半球化”，是因为“半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价值为主导，也就是你和我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

9、与科技冷战相比，我相信大家更关注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不会遇到战争？我也有个大胆的预测：战争不会发生。

10、战争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在后新冠“半球化”时代，即便世界陷入了对抗与竞争，大家都应该把精力放在创新与发展上，为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危机与困境出力，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1、但我们也都不要忘记，世界已经从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步入后新冠“半球化”的时代，中美的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风险都在加剧，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并不乐观的前景。

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今天是校内工作坊的第二天，经过昨天一整天的校内徒步和校外考察，大家可能对香港大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可能是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办学以来，第一次在陆佑堂举办开学典礼。

在陆佑堂见证香港大学的历史

陆佑堂具有丰富悠久的历史，大家从正门进入时，如果留心，会发现左右各有一块石碑。左边的石碑是1910年香港大学奠基时所立，右边的石碑是1912年这座建筑竣工时所立。

当年，陆佑堂的建设需要25万元，一位富商么地爵士捐赠了15万。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对在香港或亚洲设立大学并不热心，然而迫于各种压力，最终同意设立香港大学，但缺乏资金，港英政府于是向在香港经商的太古集团、怡和集团、汇丰集团等机构发出捐款呼吁，首先响应的是在香港做生意的印度人么地，他捐赠了15万元。广东、华南的很多商人也纷纷捐款。

我们所在的这个礼堂为什么叫陆佑堂？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陆佑在港大的创建中捐了款，而且后来在港大发生财政危机时鼎力相助，因此这个礼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天大家脚下的这个地方也有丰富的历史。日本人侵略香港后，这里被当作临时医院；在新冠疫情期间，这里也向社会开放成为疫苗接种中心之一；如果你们看过电影《色戒》，其中一个场景的拍摄地点就在这座大楼。

香港大学的建设与庚子赔款也有关联。正如大家所知，清华大学是由美国的庚子赔款建造的，后来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又在新竹新建了清华大学，也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造的。

美国人当年为什么会退还这笔庚子赔款？其中有一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人物，就是时任清朝驻华盛顿公使梁诚。清政府给列强支付赔款的时候，起初以白银支付，后来西方列强表示不要白银，因为黄金更有价值，当时的清朝没有足够的黄金，梁诚在华盛顿和美国交涉，美国国务卿John Milton Hay（约翰·米尔顿·海伊）承认赔款太多，这句话立刻被梁诚抓住，他婉劝美国退款。当时在美国内部也有声音觉得庚子赔款赔太多，应该退还给中国。

庚子赔款与中国之前和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有很大的不同，是根据西方列强在中国损失的财物及死伤的人员计算赔款，数目被夸大了，沙俄得到的庚子赔款最多。至于这份赔款要怎么退还，有人说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最好。在美国的带动之下，除了日本，其它各国基本上都退了款。当时，英国想将其中一部分退款用在香港大学的建设上，这个法案也通过了，但最后由于战争的影响，香港大学获得的资金并不多。

讲起庚子赔款，我想起自己在2020年4月份疫情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想表达的是，全世界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面对疫情的时候都在谴责中国，甚至要求中国赔偿。那时候我就提醒大家必须警惕，中国会否再次面对“庚子危机”。

我的这篇文章可能创造了我的个人记录，有超过1000万人阅读。我曾提到，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世界与疫情之前可能完全不一样。疫情之前，也就是2019年之前，中国人在全世界可以说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因为你代表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当他们看到你这张脸的时候，就知道你的钱包是鼓鼓的，他们都想见到你。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将会面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个对中国人抱有敌意的世界。这个预测也是不幸而言中。

全球步入后新冠“半球化”的新时代

首先说明一下，我的演讲都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主题演讲”的说法不合适，“欢迎词”一个小时又太长，更多的是一种分享。

如果一定要给今天的分享定一个主题的话，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后冷战“全球化”到后新冠“半球化”的时代。

在座的各位因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目标来到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开启一次学习旅程，但你们当中也有人可能会发问，觉得在这样一个痛苦的、甚至是挫折的，且令大家感到彷徨的时代，返回校园到底是为什么？我想说的是，即便你在职场上或者在商场上面对众多的痛苦、挫折，来到这里，当你看到周围的400多位同学，你能够从他人身上感受到他的彷徨，学习到他思考走出彷徨的路径，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平台。ICB凝聚着一批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管理者，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在面对巨大变化的时刻，帮助大家找到答案。

我们正处在“后新冠时代”。“后新冠时代”可以追溯到2019年底，那是新冠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时刻。“后冷战时代”，一个真正支撑我们过去30年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则始于1989年底的柏林墙倒塌。我在1990年踏上柏林这座城市，看到了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人以及整个东欧对未来的向往。中国人也一样，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来到深圳，面对全球巨变，他告诉大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发展是硬道理。从那时开始，我们走上了全球罕见的30年快速发展时期，那个时代叫“后冷战时代”。今天回望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个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其实在2019年底就划上了休止符。

相信在座各位都比我年轻很多。对于我这个时代的人而言，我们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就走不出自己的家乡；没有改革开放，我也走不出中国到海外留学。今天面对全球化受阻的时候，我内心五味杂陈，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假如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全球正走向一个“共荣”和“共融”的时代，一个是繁荣的“荣”，另一个是融合的“融”。那时我们虽然贫穷，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天都会更好。所以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每一天都留下了向前走的足迹。后新冠时代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假如说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延续了30年，我也可以大胆地预测，后新冠的“半球化”时代也要经历30年，而未来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险和最关键的时刻。

大家对后新冠时代的困境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我们该往哪里走？经济会不会好转？最新的消息是我们连就业相关的数据都暂时不公布了。未来的三年，我们要面对的困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为什么今天会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形？

首先，面对困境，透明度特别重要。我们都有隐私，但透明度很重要，它可以获取别人信任，也能够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最近有一位英国教授在ICB讲学，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几乎年年到中国。他看到中国停止公布就业人数的时候，英国当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新闻，大家都震惊了，为什么之前一直在公布这组数字，忽然间不公布了？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糟糕透顶了，这只能打击全球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有价值，更加重要。你们有信心的时候，你们一定愿意花钱，一定愿意投资，所以透明度极其重要，远远超过什么31条、62条或93条。

其次，我们该如何挽回信心？社会的基本运作需要持续性和稳定性，需要提高安全系数。我们知道现在医疗反腐开展得轰轰烈烈，据说全国共超过180位院长和医生都被查了。我们都非常清楚医疗腐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解决这些问题是否靠运动式的方法？我们不需要潜规则，但需要更多的明规则，合理合法做事，犯法的事出现一起，处理一起。有了法律的保障，犯法的人不用等到运动来的时候才被绳之以法；守规矩的人，知道我投资这个厂的钱是我用血汗换来的，即便今后变成100亿、200亿，这也是我的资产，不是任何别人的资产。我不用担心今天投资，赚回来的钱明天可能会消失，甚至不明不白地锒铛入狱。一个社会要有长远的规划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明白规则在哪里，法律的保障在哪里。

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法律制度。《国家安全法》已经实行了两年多，西方又一次在唱衰香港，香港的司法独立能否保持至关重要。举个例子，2019年的暴力事件中，有一首所谓的香港国歌，叫做《荣耀归于香港》，政府试图禁止它，但是法院裁定政府失败。法官的这个裁决，政府可以继续上诉，证明它违反了国安法。在全世界对香港的未来产生怀疑时，这个裁决的意义其实凸显了香港司法独立。

图：香港终审法院

透明度很重要，信心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创建一套能够保障国家长久发展的法律法规，基本的国策和政策不能随意变动。不能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拍拍你、摸摸你，说什么“中国离不开民营企业家”；明天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打你两巴掌，这样不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

第三，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内部的变革是痛苦的却是必须的，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去改变的话，类似的循环在5年或10年之后还会再发生，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深水区改革”，虽然痛苦，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

过去几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几个重要的变化如今正影响着大家，甚至是经济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未来的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最大的财富来自于房地产，不少人一直在警告房地产盛宴迟早会结束。大家知道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是美国的房地产危机。中国也一样，当然我们政府也知道，早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这场房地产盛宴落幕后，未来我们必须思考新的发展路径在哪里。

中国的发展堪称奇迹。在2023年春季的校内工作坊我就说过，这个奇迹只发生在中国，这归功于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劳，不能被看低，哪怕这一成功是依靠复制，跟随别人的脚步往前走。今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都是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环境污染，伦敦、洛杉矶都走过。北京的雾霾，当然现在已经解决了，当年西方国家也是这样。1990年我在旧金山下飞机时，震惊于目睹的场景。美国高速公路发达，车非常多，一人一辆车，那时我觉得美国人实在太浪费了，现在我们也一样。通过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危机，尽管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但对经济、市场和民生的冲击都是一样的。

过去40年的发展，中国基本上依靠复制他人，沿着他人走过的路往前走。未来之路离不开“创新”二字。中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经济总量、发展水平等因素，决定中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复制别人的老路了，必须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能够引起全球的瞩目，靠的就是创新。宁德时代现在要与福特合作在底特律办厂，政府也会问询技术含量到底有多高，不要把技术转移给美国人，所有国家都一样，美国人防范我们，我们也需要防范美国。今天比亚迪要到巴西、印尼办厂，我就想起了日本，因为全球都在说中国已经像日本一样，西方媒体上的文章几乎都在谈同样的问题：中国会步日本之后尘，陷入衰退。但是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日本的企业在海外运作是成功的，也获得可观的利润和回报。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原因不言而喻。内部的消费无法带动经济，出口与外贸受到冲击，大家都知道打开海外市场极其重要。比亚迪如果到印尼、巴西投资办厂，将带动整个行业到海外发展。在后新冠的“半球化”时代，中国的市场很重要，今天我想和大家讲外循环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离开了外循环，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这是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后新冠“半球化”时代展示创新的力量

接下来要讲的话题，在我的新书《一球两制：半球化，半脱钩与半冷战》也有提及，就是在全球、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存在极大敌意，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孤独者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思考如何走出国门。只有走出国门，才能够向世界证明我们中国人拥有无限的创新能力，我们中国人能够继续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

在过去20年里，全球经济35%以上的增量都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走出国门的时候，民营经济所发挥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国营经济。去年上海封城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在文中大胆预测：上海封城将是压垮后冷战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以此重新洗牌。一语成谶。

今天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艰险的国际局势。关于这个预判，我去年也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现在的中国不是70年代末，那是全球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翘首以盼中国打开国门的时代。去年我曾警示：中国必须要警惕西方关上通往中国的大门。

西方目前有没有关上大门？举个例子，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有一个来自杭州的学生，他很早就将儿子送到约旦的一家美国国际学校学习，今年考中了美国一所大学的AI专业，但是拿不到签证，最后只好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要在美国学校学习尖端技术，已经变得异常困难。

现在的中国企业家去到美国，与2019年前相比，面对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象。疫情之前不论到访Intel，还是Microsoft，他们的高管不仅请你看球、听音乐会，还会请你到家里，当作好友来接待。疫情后不要说请你去他家做客、看演出、看球赛不可能了，现在即便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企业总裁们都不敢单独见你，他必须找一个人陪同接见，因为得有人现场证明他与你聊了什么。他不想因为见了你，FBI找上门来。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广东创办了一家国际学校，他的女儿在学校里读书，准备明年去波士顿的大学就读，所以今年夏天到波士顿参加他的Summer Camps。朋友的女儿17岁之前去过美国多次，从未想过在波士顿街头无缘无故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白人呵斥：You get out of my country。这也许都是个别现象，但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比以往大大提高了。

过去，不仅美国的普通公民，而且美国的高官也会创办咨询公司与中国做生意。北约司令黑格将军后来成为里根政府的国务卿，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就去过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那个时候，美国的第一家庭、第二家庭都以与中国做生意为荣。当然，最重要的人物是那位刚完成访华的100岁老人基辛格，他一个电话就值10万美金。但我想告诉大家，今天在美国谁都怕碰中国，谁碰中国谁倒霉，这不是玩笑话，这是今日的现实。

面对今天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防止美国人、西方人对中国关上大门。中国未来能否与世界强国竞争，关键在于创新力，而创新离不开与世界的链接。美国人、西方人并不介意中国继续向他们出售衬衫和球鞋，但绝不愿意看到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超越他们。这就是今天西方国家要禁止使用华为设备的真正原因。前不久欧盟要求德国电信清除华为设备，就令其左右为难，毕竟损失几百亿。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高技术领域正加快对中国全面关上大门。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与美国竞争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日本人会站在我们身边，德国人会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甚至马克龙访问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与他在广州，一起听《高山流水》，将他当作知音。一旦中国与美国对峙，法国人也同样会站在美国人一边，大家不要有任何幻想。

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如果我们在创新领域不能突破的话，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很幸运，2021年有1400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绝大部分回到中国内地，有一部分来到香港，也有一部分去了新加坡。199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谈论如何留在美国不回中国，今天回头看，那个时候不愿回国的人，后来不少在美国成了大教授，都在科研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继续留在美国，美国政府时刻提防他们。

西方国家，现在有两大对华策略，第一，不让中国获得最新的技术。现在美国的大企业家、科学家来到中国的时候都带着两台电脑，甚至在来到中国之前，把邮件地址改了，他们担心中国会入侵电邮获取里面的机密，严防中国窃取他们的技术，恐惧到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地步。第二，不进口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你的产品不能卖出去，就会影响企业利润，从而影响研发投入，影响行业发展。

2020年5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半球化、半冷战时代降临，现在这个预判也成了现实。当时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半冷战、半脱钩、半球化的时代？因为我在三年前就看到一个趋势，美国内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大转向，在特朗普卸任之后，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是不会取消的。

最近美国运气比较好，今年年初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做了错误的预测。第一句话我说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运行会比较好，所以我手中的“中概股”没卖出去；第二句话我说欧盟经济下行严重，美国因通货膨胀经济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美国经济非常强劲，经济增长2.6%。

后疫情时代，中美贸易大幅度下滑也在许多人预料之外，但美国的“半脱钩”是很明确的战略。美国现在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一个生产音响设备的家族企业，从中国进口成品或者零件的关税都非常高，他们的团体去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没有成功。他们只好关掉在美国的工厂，把工厂迁到墨西哥，这样从墨西哥进口中国的零部件在墨西哥组装就不受美国关税的影响，但美国工人却因此失业。这是今年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前两位贸易伙伴的原因，中国已经下滑到第三，马上就要掉到第四、第五。现在美国宁愿通货膨胀，也不进口中国商品。

疫情期间，美国与欧洲国家意识到在后冷战“全球化”时代，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是个错误。疫情来临，他们连最基本的个人安全防护设备都要依靠中国，甚至不少药品也在中国生产，他们觉得过度依赖中国的后果不堪设想。澳大利亚是另外一种情况，澳大利亚要求彻查新冠源头，对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脱钩的呼声在西方早就开始了，看到这样的现象和趋势，我早在2020年就觉得“半脱钩”的时代已降临。

美国和西方要与中国完全脱钩也是不太可能，即便全球供应链要离开中国也需时日。现在的脱钩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最明显的就是芯片领域。比如高通，40%的营收来自中国市场，但是美国政府不计一切代价，就是不让美国的企业将芯片出口到中国，严防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这就是当时我认为“半脱钩”会成为现实的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了“半球化”时代的来临，“半球化”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在芯片领域。现在美国拉着荷兰、韩国、日本、台湾组建芯片联盟，严防中国获取他们的任何技术，这说明后冷战共融和共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今天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我之所以把它称为“半球化”，是因为“半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价值为主导，也就是你和我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如果像中国那样与他们的理念不同，那就要排斥你，这是后新冠时代“半球化”的最主要特征。

那我们该如何融入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去寻找和分享与全球相同的价值观。我们与西方不一样，我们与美国也不一样，我们也不是一定要一样，但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的价值观需要一致。每个人生而喜欢自由、追求自由、喜欢独立、追求独立。不论什么制度，都会以追求自由与民主为目标。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的是全过程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自由和民主的成分。

在现今的“半球化”时代，大家都非常关注一个话题：中美之间会否发生冷战，甚至热战？对此，我也早已大胆预测。我在2016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预测未来的中美竞争，是科技冷战。时至今日，科技冷战早已成为现实，这就是“半冷战”，与美苏当年军事上的对峙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一直要求巴黎统筹委员会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现在高科技领域的管制反而越来越严苛了。巴黎统筹委员会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阻止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获取西方技术成立的组织。

与科技冷战相比，我相信大家更关注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不会遇到战争？我也有个大胆的预测：战争不会发生。冷战时期，从1945年二战结束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和苏联这两大集团之间都没有发生战争，华约与北约之间的对峙也没有引发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今天我们不与他人结盟，独自发展，甚至没有盟友，我们怎么去打这场战？所以战争不可能爆发，这场战争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代价都是巨大的，这个代价不仅是两个国家的毁灭，甚至是世界的毁灭。在疫情期间，不少自媒体天天在叫嚣战争，这些人没有最基本的历史观，不明白今天我们到底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今天美国人为什么坚持要跟中国人谈判和沟通？为何他们会不停地派高官访问中国，因为他们想占在道德制高点上，想让世界看到美国愿意解决与中国的分歧。要别人觉得我愿意谈，中国不愿意谈，问题出在中国，美国要让全世界看到自己主动与中国人沟通防止危机。美国现在很清楚，与中国谈判的战略考量很明确：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这是美国现今对中国的总体战略，他们积极组成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但绝不想与中国发生热战。

2022年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达台湾，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在等待她的飞机被击落的消息，这是极其愚蠢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佩洛西到达台湾之前，美国国防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直保持热线联系，严防双方擦枪走火。特朗普在最后疯狂的时候，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也特意给中国的国防部长打电话说：即便特朗普下令发导弹，他也不会这么做。

战争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在后新冠“半球化”时代，即便世界陷入了对抗与竞争，大家都应该把精力放在创新与发展上，为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危机与困境出力，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但我们也都不要忘记，世界已经从后冷战“全球化”的时代步入后新冠“半球化”的时代，中美的竞争与对抗，地缘政治的风险都在加剧，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应对并不乐观的前景。

谢谢大家。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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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宁荣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HKU ICB）创始院长

刘宁荣教授现任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他长期研究全球化与大趋势，准确预见以价值联盟划分的“半球化”、意在去风险的“半脱钩”和聚焦科技竞争的“半冷战”时代的来临。他还专注商业传播、品牌战略和教育创新。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市场化，以及品牌与营销传播，其学术文章见于国际期刊。他经常接受媒体的访问，并受邀就全球化与中国战略等广泛的议题发表演讲。已出版学术著作、评论专集和纪实作品6册。

他于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曾出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总监，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常务副院长。作为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的创始院长，以「专业、前瞻、实战、实用」为目标，推动跨学科专业教育，以「专业深度 知识广度 未来高度」为人才培育方向，在香港及内地培养具「全球思维、中国智慧」的人才。

刘教授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作为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国和美国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15年有余，其深度报导新闻作品曾多次获奖。他长期观察中美关系和全球发展趋势，并经常发表评论文章。他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全程报道美国大选，采访过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政要。

他是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美国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人。他拥有中国南开大学学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