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肝胆姚晓平：为病人服务永无止境

习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军大三院人秉持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深刻领会科学家精神的科学内涵，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进一步弘扬吴孟超精神，既能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创造能干事、干成事、成大事的良好环境，也能引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为此，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开展“医星璀璨”人才巡礼系列活动，依托学习强国、健康报等主流媒体和医院自媒体阵地，推出“孟超四名”人才（“孟超名家”“孟超名医”“孟超名师”“孟超名匠”）系列宣传报道，同步建设“医星璀璨”人才走廊，展示医院人才建设成果，彰显全院高级专家风采。激励全院教职员工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争做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军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建设肝胆、肿瘤特色鲜明的国际知名综合型研究型海军医院提供强大人才和智力支撑。

姚晓平，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曾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外三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并担任杨浦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外科组副组长，上海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军卫生技术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一项，军队科技进步、医疗成果一、二等奖4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荣立三等功3次，十多次受到嘉奖，先后被学校和医院表彰为模范党支部书记3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第二军医大学党员“十杰”和上海市杨浦区拥政爱民模范个人，2001年被总后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获总后勤部育才奖银奖，2004年获总后勤部伯乐奖，2009获医院首届高尚医德奖。

姚晓平教授退休已十个年头了，医院一直保留着他的办公室。每个星期一、三、五的上午八点半，他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义务接受老病人的咨询……有时没有病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下一次风雨无阻地准时来到这间最普通，但时常铺满阳光的办公室。

一桌一椅、一个老式书架，一张病人可坐可躺的沙发。这里的一切，无声地见证了这位与吴孟超、张晓华、胡宏楷、陈汉共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肝胆外科学家乐此不疲、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

1935年4月，姚晓平出生于江苏常州农村，1949年小学毕业，并考取上海格致中学。初中二年级暑假，他陪伴因胃病住进仁济医院手术的父亲，目睹了患者因病痛入院，康复后高兴出院。医生的妙手回春之术，在少年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悬壶济世的种子。

1957年，姚晓平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医疗系。五年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同时还参加了多种社会劳动。首先，每个学期都到青浦朱家角参加血防工作。当时青浦是血吸虫病高发区，大量病人脾肿大、肝腹水、门静脉高压，最终肝功能衰竭、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死亡。血吸虫病给当地人民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党中央下决心消灭血吸虫病，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子们承担了血防工作三大任务：一是卫生宣教。对食堂饭店炊事人员和理发师等进行卫生宣教和培训；二是调查钉螺的分布。由于血吸虫的幼虫寄生在钉螺里，所以要查明钉螺的分布。钉螺就生活在河边的草丛之中。当时的做法是沿着河岸，每隔10米到河边数清一平方米的範圍内钉螺的数量，为灭螺做准备。青浦河流密布，所以这一工作非常辛苦繁琐。三是收取检查当地居民的大便。每天清晨敲着锣，挨家挨户收取大便，收到后在显微镜下检查是否有血吸虫卵。“大学期间为消灭血吸虫病做了不少工作” 姚晓平教授回忆起大学时代的这段生活非常自豪。

第二，到崇明岛修筑海堤。正是寒冬时节，寒风凛冽，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没有任何机械化装备，手提肩扛将百斤重的泥块运到海堤上。还有,到南翔修铁路，抬小石块作铁路路基。另外，还推着粪车在里弄为各家各户倒粪便，粪便运到苏州河边的粪码头,倒在粪船里......繁重的学习、辛苦的劳动炼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1962年，姚晓平大学毕业应召入伍，分配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以肝胆为重点的普外科，科主任是吴孟超教授。

姚晓平经历了医院发展的全过程。谈起医院的发展历程，他如数家珍，他说：“医院的发展是不断创新的过程。”50年代末吴孟超院士领导的三人小组进行了肝脏解剖的研究。60年代初开展了肝切除，首创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取代了先解剖肝门,结扎血管，或先腹腔内降温，然后阻断肝门的切肝法。1963年，首次成功中肝叶切除——这是我国肝胆外科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志。1975年正式组建肝胆外科（25张床位），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肝胆外科。1975年18公斤重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成功切除，目前这仍然是成功切除的世界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1978年吴孟超院士首次参加国际会议，报告了1960至1978年181例肝切除，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0年代，姚晓平教授（左一）和吴老巡房

1975年医院从西安迁回上海，立即开展了肝脏移植的动物实验。“当时什么条件也没有，但是喊出了一个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姚晓平教授回忆：“供肝内的血需要清洗干净，用4℃的灌注液进行灌注、冲洗。没有冰箱怎么办，我们将10余瓶灌注液放在一个大盆里，放入冰块和盐来降温，打开一瓶，随时测定温度。下午的实验半夜就要做准备，以保证实验准时进行。那时没有便于运送的保温箱，供肝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来，路上如何保温成了难题。我们和保温瓶厂联系，但是厂家说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保温瓶，没有模子，更没有这种瓶子的瓶塞。反复协商，几番周折之后，厂家终于做出了一个我们需要的保温瓶，解决了供肝的运输问题。”

△姚晓平教授（左一）

1978年，全军首例原发性肝癌异体原位肝移植成功；1979年首次采用常温下全肝血流阻断，切除已经侵犯到下腔静脉的肝肿瘤；80年代进行了肝癌的二期切除和再切除，开展了介入治疗、局部注射、放疗等综合治疗，这在当时都是创新，使中晚期肝癌和肝癌术后复发的疗效又提高了一步。90年代解剖第三肝门，切除巨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在国内居领先地位，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从科室发展到院中院，再发展到正式列编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成为全国知名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更多的肝胆外科人才，多次举办全国学术会议和学习班，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还帮助外院建立肝胆外科并培养外国留学生。

1969年到1975年，第二军医大学迁往西安，在西安进行临床和教学工作。为设教学点，姚晓平到延安的农村进行调研一个月，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亲身体会到当地人民的生活之贫困。“老百姓对解放军非常好，平时吃饭他们自己吃杂粮，而给我们吃过年才吃的白面做的面条。当地老百姓看病难，到西安看病就更难，从陕北到西安看病，往往携带一麻袋干饼，在医院里，三顿泡干饼吃，仅有一点钱交医疗费。这样的病人怎么能多花医疗费！”从此，少花钱看好病深深地在姚晓平心里扎下了根。

△60年代，年轻医生在手术间的顶部，透过密闭的玻璃观看手术演示（左五为姚晓平）

1992年北方某城市政府领导急性腹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腹症，开刀术中发现巨大肝癌破裂出血，由于瘤体巨大无法切除，只好肝动脉结扎，关腹，并请我院急会诊。医院指派姚晓平教授前往会诊，临行前交待他：“人家开过刀，多提治疗意见……”来到病人身边后，看片子发现尽管瘤体巨大，但仍有切除的可能。这一意见能否提？如再手术，万一瘤体切不掉，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想到医生的职责、病人及病人家属的期待，姚教授仍然表明了有切除可能的意见。病人家属、卫生局领导都非常兴奋。但这次开刀的确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失败对医生很不利，但姚晓平坚持：有希望就不能放弃。

经过一周的准备，再次为患者进行了手术，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顺利完整切除了巨大破裂的肝癌。

这次手术的成功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地报纸头版刊登了手术照片，标明肝胆医院对当地医疗的帮助。一周之后，患者平稳了，姚教授返回上海。“最大限度从病人出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处理。”回忆起往事，姚教授感叹道。

平时在工作中每逢遇到危重和大手术的病人需要随时观察和及时处理，为了不耽误处理，姚教授晚上经常睡在办公室那张病人可坐可躺的沙发上，工作服也不脱，随时准备奔向监护室。2004年，他和吴孟超院士共同为女大学生王甜甜成功切除中肝叶巨大瘤体。术后三天，已经69岁的他没有离开医院一步。半个世纪以来，姚教授双休日早上8:00准时到病房。他常说，病情的变化不因双休日而停止。

手术前放胃管，放的不好会加重呕吐，喉咙会很不舒服，姚教授在教学时亲身示范，并要求学员相互放胃管，体会一下放胃管的味道，他说：“亲身体会以后，操作放胃管就会轻巧到位。在医疗工作中要首先考虑病人的利益和安全。”

2013年年初，78岁的他正式退休，不再出门诊，但他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那些老病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已经在他心底生了根，使他永远不为外物所困，他总有办法去开解，去寻找出路。他的办公室很快变成了义务诊室——为病人服务永无止境。

吴孟超院士曾说：“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有时是会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那么我院首届高尚医德奖获得者姚晓平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

医院的职能是治病，医疗工作关系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姚教授对于作一个好医生有他自己的思考：要有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外科医生要能开刀，开好刀，但绝对不是开刀匠，要能很好地分析病例，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不但要勇闯禁区，而且要敢于“有所不为”，才能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姚晓平医生（左一）和吴孟超医生在病房查看患者

他回忆起这样一个病例：在数十年前有一个巨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同时伴有红斑狼疮的患者，由于瘤体巨大压迫症状很严重，病人和家属坚决要求开刀，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后果都能接受。因红斑狼疮长期用激素，对于手术是否能做有较大的顾虑，但是在病人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做了手术。术中出血多，虽然瘤体顺利切除，但出血很难止住。最终用纱布填塞，在血液科的协助下出血停止，但又发生了严重的感染，最终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该病例对血管瘤考虑多，对出血因素考虑少，因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姚教授沉重地说。数年后，有一个病人肝脏三公分不明性质的占位，同时也伴有红斑狼疮。曾有医生建议手术治疗，为了避免术后可能的并发症，姚教授坚持采用密切观察占位的动态变化，每三个月复查一次，两年后情况良好，瘤体无明显变化，以后采取每半年复查一次，多年后病人的情况良好。

同行们钦佩姚教授的科学精神，尽管他已经退休十年了，但对许多罹患肝胆外科疾病同行的病情了如指掌，尤其是本院员工。因为他们一定要征求姚教授的诊疗意见。

姚教授讲过一个心酸的医疗故事：“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六岁小孩的肝癌，刚念小学时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辅助治疗，情况良好，直到念高中肿瘤复发。在十多年当中，每年进行一些辅助治疗，到了18岁，孩子高三，很想参加高考，但肝癌已经广泛转移。18岁生日两个月过后去世。这样的病例是庆幸？还是悲哀？患者经历了治疗的痛苦，父母费尽心血，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在他刚成年就走了，给家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参加高考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姚晓平教授（左一）和吴孟超教授与王甜甜的合影

他勉励年轻医生：医疗不能满足术后生存5年、10年,医疗水平的提高无止境。今后将会面临更多疑难复杂的病例，要发扬“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不断创新。

“医生是为病人服务的，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是医生的职责，临床医生要在不断地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成功了总结经验，失败了总结教训，结合临床开展研究，不断提高疗效，不断创新，医院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这是姚晓平教授与全院同志的共勉。